从2020年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到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航空航天定位为“新兴支柱产业”，中国商业航天正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在全球竞争格局下，如何把握投资节奏、发挥中国独特优势，成为市场关注的核心。
3月13日，在2026上海商业航天大会商业航天投融资发展暨保险服务分论坛上，国泰海通政策和产业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周天乐就商业航天的投资逻辑和中国优势进行了深入分享。
周天乐表示，当前全球商业航天的竞争格局已演变为中美之间的直接对话。过去十年间，中美两国年度发射次数分别由22次上升至90次与211次，目前已共同占据全球七成以上的有效入轨载荷。美国依托SpaceX实现了极致的高频次发射和可复用技术的常态化，而中国则凭借密集排期和民营企业的快速追赶紧随其后。市场份额方面，美国SpaceX已在全球约100个国家和地区落地宽带服务，中国商业航天则依托国内庞大的政企需求与消费级应用内需，形成了足以支撑巨型星座商业闭环的确定性基本盘。
关于商业航天的投资逻辑，周天乐指出，当前国内正处于火箭可回收技术突破的关键期，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关注焦点高度集中于火箭公司。一旦可回收技术成功并实现成本大幅下降，投资逻辑将迅速切换至卫星互联网星座的建设。因为只有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才能推动卫星数量的爆发式增长，从“一箭一星”迈向“一箭多星”甚至“一箭36星”，最终实现巨型星座的快速组网。
作为产业发展的降本核心，火箭可回收复用将带来数量级成本削减。周天乐表示，一级火箭占全箭成本的50%—70%，其回收复用是降低单次发射费用的关键。以SpaceX为例，一级火箭回收使发射成本从5000余万美元降至1600万美元，未来有望降至千万美元以内。随着复用次数增加，边际成本进一步摊薄。
在阐述星座建设的顺序时，周天乐强调卫星互联网建设需要遵循“空间段优先于地面段”的客观顺序，必须先建成一定规模的星座才能实现有效应用。然而目前卫星平台成本占比过高，未来必须大幅下降，其中关键在于有效载荷的国产化与降本。周天乐认为，中国在通信领域拥有华为、中兴等成熟产业链，后续可移植至航天领域，形成成本优势。同时，卫星平台中的钛合金等材料也存在较大的技术迭代和降本空间。
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方面，周天乐提到政策和资本已对行业发展形成强力支撑。在政策层面，航空航天已成为“十五五”发展重点。上层政策持续催化商业航天发展，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5个省份颁布了有关商业航天的专属政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施产业创新工程，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这将加速商业航天的规模化进程。
此外，资本层面，国家航天局于2025年11月设立首支国家商业航天发展基金，首期规模200亿元，进一步完善了商业航天发展的投融资体制机制。与此同时，各地政府大力支持商业航天基金发展，截至2025年10月，已有15个省份出台专项商业航天政策，20支航天基金总规模超4800亿元，形成由点及面的地方协同配合趋势。2025年，中国商业航天已形成四大产业带及28个特色产业集群，科研、制造、应用各环节互补，区域协同效应进一步凸显。
周天乐认为，中国海上发射技术已领跑全球，有效缓解了陆地发射场资源紧张的问题。相较于陆地发射，海上发射具有发射点位灵活、落区安全、可低纬度发射以提升运载能力等优势。目前国内已通过多型商业火箭成功验证该技术，并依托东方航天港等基地实现了常态化运营。同时，海上回收技术正加速追赶，国内头部商业航天企业正加紧研制海上回收平台与相关控制技术，有望在短期内缩小与SpaceX等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从中美对比来看，美国依托SpaceX已形成深厚护城河，其在低轨空间完成超9900颗卫星组网，占据全球超40%市场份额，SpaceX准备于2026年IPO，预计估值高达1.6万亿美元，且已实现百亿美元级宽带服务收入和军方、政府的巨额采购订单，商业闭环完整。中国则发挥后发优势，通过吸收最优技术路线、享受国家重工业红利，实现跨越式降本。与美国SpaceX垂直整合的寡头模式不同，中国形成了“群狼协作”的产业链格局，航天科技、航天科工、蓝箭航天、天兵科技、银河航天等企业分工合作，在火箭制造、卫星制造、核心部件、用户终端等环节形成互补。这种模式先做产业融合，再参与全球竞争，更适合中国国情。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突破和成本下降，周天乐预计中国有望在全球商业航天市场占据20%—30%份额，与美方形成“双雄并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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